深度 | “公司+农户”在中国是个伪命题
“公司+农户”模式主要是指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企业与农户以某种方式签订合约，进行特定形式的合作、形成规模生产，稳定农民收入的模式。这种模式始于上世纪80年代，30多年来，该模式在农民学习生产技术、规避市场风险和规模经营增收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然而，分析该模式发现，农户与公司并不是平等的市场关系，两者之间实力悬殊，在实际操作中很容易暴露它与生俱来的问题：农户缺少话语权、双方权责不对等、契约精神容易受到多种因素干扰、双方合作关系难以持续等。因此，让公司直面农户并非最佳选择，通过“家庭农场”“农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可以让这一模式更好地实现“双赢”。
1
国家政策对“公司+农户”模式的探索
中国自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村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深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本身的局限性逐步显现，它以家庭为单位，导致农田等生产资料过于分散，农户在市场经济中逐渐丧失主体地位。
国家为了扶持弱势的农户主体，寄希望于企业和公司的帮扶带动，通过政策鼓励和支持企业与农户联结，推动了“公司+农户”模式的发展和应用。
中央一号文件是国家在农业层面上的重要政策体现，梳理21世纪以来的中央一号文件可以看到国家对这一模式的探索。
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对龙头企业为农户提供培训、营销服务，以及研发引进新品种新技术、开展基地建设和污染治理等，可给予财政补助。”“不管哪种所有制和经营形式的龙头企业，只要能带动农户，与农民建立起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给农民带来实惠，都要在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一视同仁地给予支持。”
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龙头企业以多种利益联结方式，带动基地和农户发展”。
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着力培育一批竞争力、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和企业集群示范基地，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组织与农户有机结合的组织形式，让农民从产业化经营中得到更多的实惠。
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龙头企业要增强社会责任，与农民结成更紧密的利益共同体，让农民更多地分享产业化经营成果”。
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中央和地方财政增加农业产业化专项资金规模，重点支持对农户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开展技术研究、基地建设、质量检测”。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动龙头企业与农户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利益，采取保底收购、股份分红、利润返还等方式，让农户更多分享加工销售收益”。
到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落实扶持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政策，完善“农户+合作社”“农户+公司”利益联结机制。
此时，该模式已成为农业中的重要经营模式，全国各地政策文件中都有所体现。如2019年湖北省委一号文件也明确指出，完善“公司+合作社”“公司+农户”等模式，健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利益联结模式。
2
“公司+农户”模式本身存在的弊端
关于“公司+农户”模式，是指以具有实力的加工、销售型企业为龙头，与农户在平等、自愿、互利的基础上签订经济合同，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及违约责任，通过契约机制结成利益共同体，企业向农户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按合同规定收购农户生产的产品，建立稳定供销关系的合作模式。
然而，在这种合作关系中，契约双方势力悬殊：公司相对于农户而言，资金实力、人才聚集、市场垄断力、产品定价等方面都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而农户家庭经营规模偏小、居住分散、资金技术力量薄弱、必然处于劣势地位。主体地位的不对称，信息的不对称，造成谈判地位和决策权力的不对称，最终导致利益分配的不对称。部分龙头企业与农户没有充分协商，往往是龙头企业的意见起主要作用，农民被动的接受。如合同出现内容不完善、条款设置不合理、分配办法不明确、法律文书不规范等情况，很容易引发纠纷，农民的利益无法得到保证。
据调查，在16948个存在合同关系的龙头企业中，有高达38%的龙头企业取消了农产品的保护价收购承诺。各地违约事件中，龙头企业违约占据了7成，导致农民的利益受损。
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具有生产周期长、受自然环境影响大、价格受供求影响大等特点，公司也无法预测生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自然风险，又无法确认产品收货时的市场价格，往往需要承担更加巨大的风险。
在“公司+农户”模式中，当农产品的市场价格高于公司提供的契约价格时，农户也会产生强烈的违约动力，转而把农产品销售给市场。更有甚者，农户以“弱势群体”自居，在寻求政府保护时，政府为了“息事宁人”往往会牺牲公司利益。比如某地“公司+农户”香蕉种植园，有一年蕉农发现有人出价1.8元/公斤收购香蕉，比与公司签订的1.2元/公斤收购价高，于是想毁约。公司交涉未果，被迫放弃收购。没想到，香蕉熟了，出价高的收购商并没有如约前来。于是，蕉农又要求公司按照约定的1.2元/公斤收购，由于此时香蕉已熟透了无法转销，公司拒绝收购。蕉农拉着香蕉去找政府，政府出面协调，最终公司妥协将香蕉收购后就地销毁。
还有一个案例，某公司专门从事魔芋出口业务，2010年，经过南方某县山区的招商引资，在当地划定了2万亩的种植发展规模。公司与当地1000多个农户签订了种植协议，还委派技术人员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种植技术、种植规范的培训。前两年效果很好，村民发了“小财”，公司也增大了销售量和收益。但到了2013年，该公司的出口商品被某国拒收，原因是检测不合格，而且按照约定解除了当年和第二年的全部订单。公司检查发现，检测不合格的原因是某农户为了增加产量悄悄违规使用化肥。该公司多年苦心经营的品牌和营销渠道毁于一旦……
由此看来，双方地位的不对等是“公司+农户”模式顺利实施的最大阻碍，它会造成双方难以在利益上找到合适的平衡点，导致执行契约时大打折扣，很难维持长久的合作关系。
3
“公司+农户”模式的改良和升级
在农村现有的经济体制下，大量的农户仍将长期存在。“公司+农户”模式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并非不能推行——如在公司和农户之间加入“中介”结构，就能有效地规避该模式与生俱来的弊端。
模式一：“公司+合作社+农户”
柳州是茶叶最适合生长的区域之一，产茶历史1000多年。目前，全市茶园面积达20多万亩，2017年全市干茶产量1.4万吨，实现产值14.68亿元。柳州市在发展茶叶产业时，在企业和农户之间加入了“合作社”这一媒介。当地在生产和销售上，组织分散的茶农成立合作社，开展联合管理和多样化经营，实现统一的规模采购和销售，通过规模化参与市场，让农民得以与市场经济的各方主体进行平等对话和竞争。柳州市的新型茶业经济组织提前签订收购协议，确保组织成员生产茶叶的销售渠道，确保组织成员茶叶收购价格略高于非组织成员的茶叶收购价格。新型农村经济组织组织农户抱团进入市场可以分摊市场风险和竞争力，降低市场风险和竞争，最大限度地保护农户的权益。
模式二：“公司+协会+基地+农户”
黑龙江省鸿源米业有限公司拥有3000余亩良种繁育田，30万亩级绿色食品优质水稻种植基地。公司依照“公司加协会、协会带基地、基地联农户”的产业模式，产品畅销北京、上海、武汉等30多个大中城市。“鸿源米业”是紧密型的稻作生产社会化协作模式，公司、协会和农户三者之间通过“五统一”和“五必须”契约，形成“三赢”的互利局面。在契约中，鸿源公司经常通过水稻协会向农户预付优质良种以及化肥、农药等；对农民来说，要统一使用公司提供的生产资料，并按要求的操作规范作业。稻农若在没有明显自然灾害的情况下歉收，公司要承担责任，不但回收不了先期投入，而且还要赔偿。因此，公司在进行科研和为农户提供化肥、农药时更加重视质量，不敢随意坑农。同时，公司和水稻协会都会更加关注农户水稻的发育情况，把农民利益当成自己的切身利益。在这个利益共同体内，分散的农户在利益分配上占小头，公司占大头；但公司在科研和农用物资等投资方面承担的风险也要远大于个体农户，从而达到了“责、权、利”以及投入与收益的合理平衡。
模式三：“公司+家庭农场”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1983年，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农牧养殖企业，在全国范围内拥有5.54万户合作农户。温氏集团从成立以来，就将“公司+家庭农场”作为其基本生产经营模式。早在2012年，温氏集团开启了家庭农场扶持计划，推进家庭农场实施方案，建设格式化养户，通过3-5年时间实现家庭农场升级改造计划，成功将“公司+农户”模式升级为“公司+家庭农场”模式。在“公司+家庭农场”模式下，温氏集团与家庭农场以封闭式委托养殖方式进行合作，由公司负责种猪繁育、仔猪生产、饲料生产、疫病防治、技术服务、回收销售等环节，而家庭农场负责商品猪育肥环节，公司通过约定好的结算方式给予家庭农场每头商品猪一定的委托养殖费。2012年至2017年上半年，温氏股份合作家庭农场每户年平均出栏商品猪数量由493头增加至850头，增幅达72.41%。可以说，温氏集团的壮大和发展，与“公司+家庭农场”模式的成功密不可分。
模式四：“互联网+农户+公司”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从2009年开始“淘宝村”经历了萌芽、生长、大规模复制等几个阶段，目前全国已出现数百个“淘宝村”，集中分布在浙江、广东、福建等地。“淘宝村”里有一种“互联网＋农户＋公司”的商业模式，由农户从网店直接获取来自全国的订单，将生产制造交给公司。这种模式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公司＋农户”模式，让农户有了更多的主动权。“淘宝村”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互联网＋农户＋公司”模式的成功，它彻底改变了农民在利益价值链中的地位，具有与传统模式完全不同的基因。通过该模式，农民创业致富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被有效激发出来。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公司+农户”模式在改良或升级后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公司+农户”的本质是一种经营模式，通过调整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不断优化产销链条，以获取更好的经济效益。这种模式的改良也不仅局限于“公司+合作社”和“公司+家庭农场”，其在国内农业领域有着广阔的创新和探索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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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分析该模式发现，农户与公司并不是平等的市场关系，两者之间实力悬殊，在实际操作中很容易暴露它与生俱来的问题：农户缺少话语权、双方权责不对等、契约精神容易受到多种因素干扰、双方合作关系难以持续等。因此，让公司直面农户并非最佳选择，通过“家庭农场”“农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可以让这一模式更好地实现“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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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策对“公司+农户”模式的探索
中国自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村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深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本身的局限性逐步显现，它以家庭为单位，导致农田等生产资料过于分散，农户在市场经济中逐渐丧失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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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对龙头企业为农户提供培训、营销服务，以及研发引进新品种新技术、开展基地建设和污染治理等，可给予财政补助。”“不管哪种所有制和经营形式的龙头企业，只要能带动农户，与农民建立起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给农民带来实惠，都要在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一视同仁地给予支持。”
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龙头企业以多种利益联结方式，带动基地和农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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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落实扶持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政策，完善“农户+合作社”“农户+公司”利益联结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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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农户”模式本身存在的弊端
关于“公司+农户”模式，是指以具有实力的加工、销售型企业为龙头，与农户在平等、自愿、互利的基础上签订经济合同，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及违约责任，通过契约机制结成利益共同体，企业向农户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按合同规定收购农户生产的产品，建立稳定供销关系的合作模式。
然而，在这种合作关系中，契约双方势力悬殊：公司相对于农户而言，资金实力、人才聚集、市场垄断力、产品定价等方面都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而农户家庭经营规模偏小、居住分散、资金技术力量薄弱、必然处于劣势地位。主体地位的不对称，信息的不对称，造成谈判地位和决策权力的不对称，最终导致利益分配的不对称。部分龙头企业与农户没有充分协商，往往是龙头企业的意见起主要作用，农民被动的接受。如合同出现内容不完善、条款设置不合理、分配办法不明确、法律文书不规范等情况，很容易引发纠纷，农民的利益无法得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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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双方地位的不对等是“公司+农户”模式顺利实施的最大阻碍，它会造成双方难以在利益上找到合适的平衡点，导致执行契约时大打折扣，很难维持长久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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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农户”模式的改良和升级
在农村现有的经济体制下，大量的农户仍将长期存在。“公司+农户”模式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并非不能推行——如在公司和农户之间加入“中介”结构，就能有效地规避该模式与生俱来的弊端。
模式一：“公司+合作社+农户”
柳州是茶叶最适合生长的区域之一，产茶历史1000多年。目前，全市茶园面积达20多万亩，2017年全市干茶产量1.4万吨，实现产值14.68亿元。柳州市在发展茶叶产业时，在企业和农户之间加入了“合作社”这一媒介。当地在生产和销售上，组织分散的茶农成立合作社，开展联合管理和多样化经营，实现统一的规模采购和销售，通过规模化参与市场，让农民得以与市场经济的各方主体进行平等对话和竞争。柳州市的新型茶业经济组织提前签订收购协议，确保组织成员生产茶叶的销售渠道，确保组织成员茶叶收购价格略高于非组织成员的茶叶收购价格。新型农村经济组织组织农户抱团进入市场可以分摊市场风险和竞争力，降低市场风险和竞争，最大限度地保护农户的权益。
模式二：“公司+协会+基地+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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